紅線女（1924-2013），原名鄺健廉，廣東開平人，粵劇名伶，紅派唱腔創(chuàng)始人
“說荔枝，一果一木來非易，多少園丁揮汗雨，換來萬紫與千紅。枝垂錦彈含春意，隔山隔水，心連心，獻給四海五洲兄弟，萬般情意……”
就在11月30日，89歲的紅線女還精神抖擻地站在廣州白云國際會議中心舞臺上，參加廣州粵劇團60周年志慶晚會，并演唱了她的經(jīng)典名曲《荔枝頌》。8天后，此曲已成絕唱。
從青絲到銀霜，不變的是那一抹嫣紅。粵劇誕生了她，她把一生交給了粵劇。
走難結戲緣
紅線女本名鄺健廉，出生在廣東開平水口鎮(zhèn)泮村一個與粵劇淵源很深的家庭：堂伯父鄺新華是同治年間粵劇再度興起時的著名武生，外祖父聲架南是馳名于東南亞的武生，舅父靚少佳是歷任人壽年、勝壽年等省港大班的正印小武，舅母何芙蓮也是著名花旦。
紅線女的母親14歲嫁入鄺家，實為“侍妾”。那時有一說，叫作“有仔為妾，無仔為奴”。連生三女的她在家族中地位低下，里里外外的臟活累活一肩挑，卻從不抱怨流淚，一有心事就抱著紅線女去看戲。
在母親的影響下，八九歲時，紅線女就跟著留聲機學唱曲，連白駒榮的《金生挑盒》和薛覺先的《月帕娥眉》都唱得有模有樣。
日寇侵華后，紅線女隨父母走難到澳門，從衣食無憂的西關小姐淪為喝水都要自己挑的流民，10歲出頭的她不僅沒書讀，還在炮仗廠打過炮仗眼，在餅鋪捶過瓜子仁。
漸漸地，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母親建議讓紅線女跟著舅舅學演戲，父親不干，決絕地說：“‘成戲不成人’，情愿攬在一起死，也不能讓阿廉去學戲！”紅線女后來回憶：那天我聽到父親跟母親在吵架，吵到后來沒聲了，就看到母親走了出來，一把抓住我說，“走！”就拖著我去了澳門的清平戲院。
1939年春節(jié)，當時藝名還是“小燕紅”的紅線女首次亮相，毫不怯場，和梁艷芳在《六國大封相》里上演一對挽宮燈的梅香。一年后，她隨舅母何芙蓮臨時搭班于靚少鳳的金星劇團演出，靚少鳳喜歡她聰明勤奮，教她用氣發(fā)聲，以字行腔，還讓她把藝名“小燕紅”改為“紅線女”，后者取自“紅線盜盒”的俠義故事。
加入馬師曾領銜的太平劇團，被紅線女形容為“好像和尚有機會進入少林寺學習一樣”。抗戰(zhàn)期間，戲班沿著遂溪、陸川、郁林等縣城，一路走一路演，從柳州演到桂林，三進三出廣州灣（湛江），紅線女先后在多部戲中擔綱正印花旦，戲路越來越寬，演技越來越精。
這期間，紅線女與年長她24歲的“一代伶王”、粵劇“馬腔”創(chuàng)始人馬師曾結合，誕下大女兒紅虹與一雙兒子馬鼎昌、馬鼎盛。夫妻在臺上合作默契，只可惜在臺下的生活并不順意。如今是軍事評論員的馬鼎盛在自傳《朦朧的年代》中稱，母親認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年紀差太遠，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業(yè)上是最佳拍檔。一直到馬師曾1961年喉癌病發(fā)不能唱之前，馬紅的粵劇表演都是合拍到心有靈犀的程度。
晚年紅線女再提馬師曾，言必稱“馬院長”、“馬先生”，一直覺得與馬師曾合作的那段時間自己收獲最多。
重返內(nèi)地
抗戰(zhàn)勝利后，紅線女在香港迎來了舞臺人生的第一個高峰。她一生拍的近百部電影絕大多數(shù)在香港完成，早晨拿劇本，晚上就要上鏡，有的連劇本都沒有，一個星期拍一部電影就能賺到一萬多元。
她在自傳中寫道：“1947年，第一次走到水銀燈下，攝影棚里的一切，對于剛滿20歲的我都顯得那樣新奇。當時的導演蘇怡，是南方一位資深老導演，循循善誘地引導我入戲。而我第一次面對鏡頭，居然一點也不畏懼。導演一聲‘Camera’，我亦能按照他的要求，投入到規(guī)定情景中，化身于角色里。”
紅線女癡情大銀幕，曾有記者問她“到底是喜歡演戲，還是喜歡演電影”，她大笑著說，“我喜歡演電影！因為演電影我有自主權，拍了一場戲就可以看看，行就好，不行就重新拍過，可以追求完美。”
1955年12月，就在事業(yè)如日中天的時候，紅線女返回內(nèi)地。四十多年后，她和香港著名填詞人黃霑聊起那次決定，“當時沒有考慮那么多，后來一直沒后悔過。”
當年的國慶記憶紅線女后來反復提起，觀禮臺上梅蘭芳先生走過來同她握手，說“你還是回來工作好”……接著又說“你還是回來工作好”，北京飯店的國宴上周恩來給她敬酒，希望她跟大家到處看一看。
這一看，讓紅線女覺得搞文藝工作的在這個社會有位置，人家當你是個人，不像父親說的“不成人”，何況跟只有3間戲院的香港比，內(nèi)地的粵劇市場要廣闊得多，種種因素促成了回歸的決定。
那是粵劇，乃至整個中國戲曲界一去不復返的黃金時代。適逢國家需要把知識分子從資本主義世界拉到社會主義陣營，從上到下對主動放棄優(yōu)渥生活的海歸人才關愛備至，紅線女無疑是其中的代表。
毛澤東不懂粵劇，但很關心她，開座談會，兩人坐在一起無話不談。剛回大陸那會兒，紅線女身上有很多斬不斷理還亂的事，最著名的一件要數(shù)黃河在香港發(fā)表文章說紅線女“已經(jīng)死了”，后來毛告訴她：現(xiàn)在有人在香港罵你，我覺得，他說你死了，我認為死去的是他，不是你，你是活著、再活著、更活著，變成了勞動人民的紅線女。
周恩來也是紅線女藝術道路上的貴人。1956年，紅線女第一次進京演出，總理自己掏錢買了戲票，悄悄地到前門外的大眾劇場看了她和馬師曾的《搜書院》。一次在廣州開會，總理還特意去華僑新村紅線女家看望她和她的老母親。在她家中二樓臥室的茶幾上，一直放著一幀晚年周恩來的油畫像。
“文革”浩劫，紅線女家被抄多次，東西被搬空，連地板都燒成黑色。紅線女先是被軟禁在崗頂粵劇院三樓，她的外甥，現(xiàn)國家一級編劇、導演鄧原有幾次給她送生活用品，看到她拿卷煙紙卷煙絲吸，借著對喉嚨的刺激排遣苦悶。
晚年困擾她的肌肉萎縮癥也是那時烙下的病根。勞動改造干的是拆布景的活兒，她和一些當時被稱為牛鬼蛇神的“黑幫分子”們，把布景一張一張拆下來，放到冷水中洗、刷，腳整日泡在冷水中，一干就是8小時，或者更長時間。
母女形同陌路，好姐妹在面前自盡，紅線女變黑線女，這一切都未能擊垮她重返舞臺的信念，惟有一次，紅線女想到了死。
“四五事件”平反，“四人幫”也垮臺了，讓紅線女想不到的是她又被隔離審查了，罪名大得嚇人：江青在廣州的爪牙、干將，反革命分子，反對總理。她受不了，想來想去，惟有一死可明心志。丈夫華山察覺了，他對紅線女說：“別傻，死無對證，你還能說得清楚嗎？”
她不說話。華山又說：“自殺？陷害你的人求之不得。那樣就永遠沒有昭雪之日，你不是太冤了嗎？”
生死關頭，華山救了她。
比女王還紅
1981年，闊別觀眾13年零3個月的紅線女赴港，到達紅磡火車站時，早已被爭相一睹其風采的民眾圍得水泄不通，港媒形容她引發(fā)的反響比英女王伊麗莎白還大。
無論內(nèi)地、港澳臺還是海外，紅線女總能在所到之處掀起一陣“紅旋風”，甚至她的聯(lián)誼會也和一般的戲曲演員聯(lián)誼會不一樣，影視界、話劇界、音樂界、舞蹈界，其他各個劇種的代表人物濟濟一堂。
紅線女的得意弟子歐凱明親歷過上述場面，1995年，在北京飯店的座談會上，王光美和陶鑄的夫人曾志也來了，有個操著流利京腔的記者說，“紅線女真厲害，能把北京這幫人全部集中在一起，誰要弄個炸彈，中國文藝界都沒啦。這個人太可愛了，你聽她講話就入迷了，還保持得這么漂亮，你別說，就真是藝術家，沒轍。”
這份迷人與奢華無關。鄧原原本想等十姨90大壽替她好好做幾件像樣的行頭，“來來回回演出服就這么3件，挑都挑不出，我都覺得可憐。”鄧原還透露，拍紀錄片《余樂生平》時，紅線女拒絕化濃妝，希望以在家最自然的狀態(tài)出鏡。“我說為了尊重你，必須化，否則后期不知要捯飭多久。為了說服她，還讓她坐在鏡子前，說‘看，不化妝是這樣’。她最后說‘化吧’。”
人生如戲，漩渦中大起大落后，紅姐的優(yōu)雅不減反增，臺上臺下，分外動人。
（本文參考《紅線女從藝七十年訪談錄》、《南天一抹嫣紅》、《紅線女藝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