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5日，人們走過日本東京淺草寺附近關閉的店鋪? 圖/新華社
從少子化到超少子化
少子化，這個日本在面對本國人口新形勢時創(chuàng)造的新詞，近幾年越來越為中國社會所熟悉。也因地緣文化的親近，人口轉變的總體模式都面臨相似的老齡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過程，日本的人口問題值得我們反復觀察與思考。
少子化即生育率下降、幼年人口不斷減少的現(xiàn)象。1974年，日本第二次嬰兒潮結束后，長期少子化正式開始。接下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日本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并且從總和生育率來看，日本從少子化到嚴重少子化再到超少子化階段僅用了 3 年和 15 年的時間（全龍杰《日本少子化問題研究》）。
2022年6月，日本厚生勞動省發(fā)布數(shù)據(jù)：2021年日本全國出生人數(shù)為81.16萬人，達到有記錄以來最低水平；2021年的死亡人數(shù)為143.98萬人，這意味著總人口減少62.82萬人，也是日本有記錄以來最大的自然下降。這一數(shù)據(jù)也許不令人驚訝，從2010年開始，日本的總人口數(shù)已連續(xù)10年出現(xiàn)絕對數(shù)量的下降。
放眼全球，目前除了非洲仍保持著較高的總和生育率之外，其他大洲的總和生育率都較低。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全球生育水平一直呈下降趨勢，聯(lián)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fā)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9》顯示，全球平均總和生育率在1960-1965 年間曾高達 5.02，此后一路下降，到2015-2020 年間已跌至 2.49。就地區(qū)而言，東亞的生育水平下降得最為劇烈。1970年之前，始終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東亞生育率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下降70%以上，成為世界上總和生育率最低的地區(qū)之一。
其中最早出現(xiàn)生育水平下降的就是日本。如何擺脫低“生育率陷阱”、應對少子化，已成為日本政府、學界和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
一個普遍的結論是，晚婚與不婚、晚育和不育是導致日本少子化的直接原因。在日本，非婚生育比例極低，絕大多數(shù)生育行為都發(fā)生在婚內，而在傳統(tǒng)的婚育倫理觀念中，生育權屬于身份權的范疇，必須基于婚姻這一行為才能獲得，失去婚姻大背景的生育是被社會輿論所唾棄和歧視的（陳佳鞠《20世紀以來國際生育水平變遷歷程及影響機制分析）。因此婚姻狀況的變化對日本的少子化有著直接的影響。
從戰(zhàn)后到現(xiàn)在的長期數(shù)據(jù)顯示，日本呈現(xiàn)出明顯的晚婚化與非婚化趨勢。從1975年至2018年，日本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4.7歲上升至29.4歲，男性則從27.0歲上升至31.1歲。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研究顯示，日本的終身未婚率在1960 年僅為男性1.26%、女性1.88%。截至2015 年，日本男性的終身未婚率高達23.4%，女性的終身未婚率也達到14.1%。
此外，2021年，日本共有大約50萬對新人辦理結婚登記，較上一年減少兩萬多對，創(chuàng)二戰(zhàn)后最低紀錄。
在日本，年輕人為什么不再選擇婚姻？成因復雜多樣。
一個原因是育兒成本增加與經濟發(fā)展放緩后就業(yè)環(huán)境惡化的矛盾?，F(xiàn)任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張繼元有著10年留日生活與學習經驗，他談到“日本有很多人才派遣公司，實際上派遣類的工作不是正規(guī)就業(yè)，它就導致一個陷阱，使一批人處于非常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伴隨著經濟發(fā)展的放緩，日本非正式員工從2004年的604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1980萬人，占企業(yè)員工總數(shù)的比率也從15.3%增加到37.5%，而且工資水平遠低于正式員工（丁英順《日本應對低生育政策再探討》）。
另一個原因是傳統(tǒng)“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結構與女性獨立意識增強的矛盾。2019年，一項少子化社會對策相關意識調查報告顯示，20至49歲中不想結婚的人群最主要的理由為“一個人生活更容易”，占比64.7%。女性群體中，第二大理由是“婚姻生活本身似乎很麻煩”，占比55.5%；而男性群體中，第二大理由是“沒有錢”，占比45.1%。
生活方式也變得多樣化。就像張繼元留學日本時曾聽周圍人講起的那樣：“我們都想要更自由的生活?！?/p>
2022年3月2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機器人展上，一位老者與一只機器狗互動?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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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零開始的少子化對策
在人口學中，有兩個值得警惕的數(shù)字，2.1和1.5。
2.1，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15到49歲）生育子女數(shù)量達到2.1，即總和生育率為2.1時，可維持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口總量不變，因此它被定義為人口更替水平；適當?shù)陀诟嫠綍r，移民等措施可抵消生育率降低的影響；1.5，人口學家麥克唐納在分析30個總和生育率低于1.5的國家后認為，低于1.5后低生育率的負面影響將很難抵消，重回1.5以上也會變得困難，因此1.5被視為警戒線。
日本真正意識到少子化危機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綜合生育率降至1.57，引起普遍震驚，他們稱之為“1.57沖擊”。
老齡化遠未解決的同時疊加了少子化，直接且廣泛的影響是日本財政赤字不斷擴大，長期的少子化則會波及至政府、企業(yè)和個人等各個層面，“生產年齡人口減少導致經濟生產供方與需方的雙向下降，社?；鹄U付者的減少加重了社保基金平衡的壓力。少子化以破壞性的代價，讓政府和社會認識到了傳統(tǒng)社會時期家庭內部再生產的價值。”張繼元在家庭社會學年會上如此提到。
于是，在接下來三十多年中，為應對少子化危機，日本政府推行了諸多政策。
1994年，日本文部、厚生、勞動、建設四省制定《今后育兒支援政策的基本方向》，即“天使計劃”，提出“構筑快樂育兒的社會”，五年后又推出“新天使計劃”。這一階段日本政府開始積極介入曾被視為家庭責任的育兒，著力于改善保育設施，延長保育時間，如果家庭無力照顧孩子，甚至可以出生沒多久就送入托兒所。以這些舉措來協(xié)調工作和育兒的同時，政府試圖帶來一種觀念上的變化——1998 年的《厚生白皮書》指出，“我們要抱有靈活的育兒態(tài)度，不能受到‘母親最好不要在孩子小的時候工作，盡量在家里帶孩子，所有都要自己來做’等想法束縛。”這一觀點不僅否定了當時流行的“三歲兒神話”，還對 20 世紀 60到 80 年代政府倡導的“家庭照顧神話”的觀點進行了積極的自我批判（張繼元《少子化時代日本照顧兒童責任意識變革》）。
2003年，日本政府將之定為“少子化對策元年”，首次從法律層面確立少子化對策的重要性，成立專門會議，愈發(fā)密集地推出新政。次年6月，基于《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政策目光從保育措施和女性撫育轉向全社會的支持保障。此后“地方自治體、企業(yè)和社區(qū)必須協(xié)同對社會整體進行意識改革”。
張繼元觀察到：“支援”一詞在日本育兒政策中用得最多，這是一個較為中性的詞匯，但“聲援”與“支撐”則可以清晰地體現(xiàn)出態(tài)度的變化。2005 年，日本出臺了“兒童育兒聲援計劃”，2007年出臺了“‘聲援兒童及家庭的日本’重點戰(zhàn)略”，這兩項政策使用了“聲援（応援）”一詞。2010 年的“兒童育兒愿景”政策則提出“社會整體支撐育兒”的基本理念，“聲援”和“支撐（支える）”兩個詞匯的變化，很清晰地讓人看出政府的姿態(tài)變化。
如今，日本已然進入全社會支持育兒階段，生育補貼范圍擴大、力度增強，0歲至大學畢業(yè)的托育教育保障完善，倡導男性育兒休假、改革男女工作方式等等。2020年的第四次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中還提出了“建立結婚·育兒時代男女可以沒有制度制約選擇生活方式地展望工作與生活的環(huán)境”，“滿足多樣化育兒家庭各種各樣的需求，育兒主體多元化與代際間互助”以及“積極使用科學技術成果等新資源”。
沿此經濟援助、支持生育以及改革工作方式三條主線，日本政府仍在繼續(xù)摸索新政。
關于這些政策究竟給少子化的改變帶來了多大影響，目前暫無定論。2005年，日本總生育率達到了最低點1.26，之后回升至1.45，稍有浮動，但始終沒有再達到過1.5。即使有所回升——在張繼元看來——也不排除是日本第二次嬰兒潮（1971-1974年）的群體進入生育年齡造成的微波。那些政策的代號從1994年的“天使計劃”演變到2017年的“育人革命”，頗顯露出逐年加深的迫切和無奈。
政策的實行并不樂觀。即使提倡夫妻雙方共同承擔育兒責任，但2021年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白書》中的數(shù)據(jù)顯示，無論是雙職工家庭還是專業(yè)主婦家庭，妻子在“家務、育兒、看護”上花更多時間、丈夫在“工作”上花更多時間的狀況并未改變：從2006至2016年，丈夫在“家務、育兒、看護”上所花時間為每周59-84分鐘，為妻子的六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過長的勞動時間也未改善，正如小林美希在《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中寫的那樣：從妻子的角度看，丈夫休短短兩周的育兒假，不過像是人生中一個小小的紀念日；但對丈夫來說，讓妻子不屑一顧的兩周育兒假，他們卻常常需要抱著決一死戰(zhàn)的心態(tài)向公司申請。
除此之外，保育園數(shù)量不足、保育員薪資過低等問題也仍然存在。2017年，一位日本媽媽寫的《上不了保育園，日本去死吧》的匿名博客引起許多共鳴。至于為保障少子化對策的財政來源——2019年10月起日本政府將消費稅提高至10%，使人們的生活成本加重，遑論育兒——看起來仍是悖論。
究其原因，財政支出不足、性別平等意識欠缺仍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結婚意愿的下降也未能從政策方面改善，全龍杰曾在《日本少子化問題研究》中對206條政策進行分布分析，發(fā)現(xiàn)在基本政策工具中，環(huán)境型政策工具占據(jù)46.6%，而供給型和需求型工具較少，這意味著日本的少子化對策通過“提供良好的環(huán)境，對目標人群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作用較大，但在增強婚育意愿方面的推動作用和減少婚育障礙方面的拉動作用都略顯不足”。而從生育行為全過程角度來看，少子化政策大部分集中于育兒方面，占67%，針對生育的對策較少，占26.8%，而針對結婚的政策嚴重不足，僅占6.2%。
政策可為“不敢生”的國民減少生育的后顧之憂，但對于“不想生”的國民似乎仍是束手無策。
2022年3月9日，一對母女在日本東京舊中川沿岸賞櫻玩樂?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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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是社會探測器，也是個人意志
在東亞地區(qū)，每當談到低生育率的問題，傳統(tǒng)觀念下的社會輿論往往將提高生育的壓力與責任歸結到女性身上。
育齡婦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內生育率，直接決定了一個人口群體的生育水平。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像是探測器，生育率并非社會問題的根源，而是社會問題的綜合體現(xiàn)與結果?；蛟S，這些年日本政府應對少子化政策的實際效果可以佐證這一點——盤根錯節(jié)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影響著育齡婦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內生育率，深遠影響著一個人口群體的生育水平。
戀愛、結婚、生子，這在過去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流程，但近年來也有一些反思。日本這些年討論當下婚戀的影視作品并不少，無論是探討親密關系之復雜的《約會～戀愛究竟是什么呢～》《最完美的離婚》，還是討論婚內生活與勞動的《逃避雖可恥但有用》?！短颖茈m可恥但有用》探討全職妻子在婚姻中的勞動付出，如等價換算成社會時薪是一小時多少錢。劇中兩位主角出于社會壓力而“契約結婚”，在外裝作一對恩愛夫妻，在家實質為雇主和職員的角色。
在社會調查方面，日本記者、作家小林美希的相關研究在這些年引起了討論?！恫蛔屔纳鐣诽接懜赣H缺席下女性的“孤獨育兒”、分娩機構中醫(yī)師緊缺且疲憊等問題；《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用跨越十年的追蹤調查、案例、數(shù)據(jù)，描摹婚姻真實的裂痕。小林美希曾以為，制度改變，少子化的社會現(xiàn)象也會隨之改變。但經過了20年的觀察，小林發(fā)現(xiàn)，就算雇傭和育兒制度有所改變，日本的生育困境依然沒有得到改善。需要不斷追問的是，“婚姻究竟是什么？夫妻是什么？家是什么？”
30年來，日本的少子化對策雖然收效甚微，但不可否認的是，一系列的少子化對策延緩了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步伐，如果沒有采取這一系列的少子化對策，其生育水平可能會進一步降低，給人口結構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這或許不只是同樣地處東亞的中國與韓國的人口問題的鏡像，也在21世紀給全球人口將何去何從尋找方向。
“‘鼓勵生育’和‘限制生育’都是類似的想法，是過度地干預了家庭夫婦的生育行為選擇，而忽視了生育本身是家庭夫婦主觀意愿和自主選擇的結果?！?018年，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曾在人口與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研討會上提到，“調節(jié)性人口政策的價值，實際上不在于調節(jié)生育的行為，而在于調節(jié)影響生育意愿和生育應為的社會經濟因素，影響家庭夫婦對生育的知識、理性和選擇。而這恰恰是當前以生育數(shù)量為核心關注的人口政策所未必足夠重視的?！?/p>
關于生育，落到每個人身上，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一個分量不小的選擇，都是各自選擇和承擔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