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 藍云 編輯 雨僧 rwyz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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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經(jīng)常對人說，他很不同意魯迅先生說的，吃魚肝油不是為所愛的人，而是為敵人的觀點。他說自己雖然十分敬仰魯迅先生，但是反對這種恨人的哲學。因此，他好交朋友，交游廣闊，結(jié)交者中既有世界聞名的一流大學者，又有文學、音樂、美術(shù)、戲曲等各界名流，還有門內(nèi)門外的弟子和小輩們，甚至還有許多默默無聞的普通人。王元化先生家里的客廳并不大，但它的大門總是敞開的，吸引著南來北往的客人們。這里是學術(shù)思想、文化藝術(shù)交流的“大沙龍”，也是各界人士云集的“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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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19歲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一直做著地下黨文委的工作。先生多次說道，他是吸吮著地下黨文委的乳汁長大成人的。文委的一些成員對先生思想和人格的成長有過重大影響。這些人中有林淡秋、束紉秋，還有我父親藍瑛。他們從熱血少年到耄耋老翁，盡管身處不同工作崗位，卻始終患難與共親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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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地下黨文委過組織生活，地點就在束紉秋所在銀行辦公室。1949年后束紉秋先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1957年調(diào)任《新民晚報》總編輯（“文革”中《新民晚報》停辦）。 1976年“四人幫”粉碎后，出任上海出版局副局長兼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這段時間他的最大貢獻，是著力完成了《辭?！愤@一重大出版工程。 1980年代初《新民晚報》復刊，束紉秋重新?lián)慰偩庉?，和社長趙超構(gòu)一起，繼續(xù)著他們對于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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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束紉秋在，《新民晚報》就是先生最愿意發(fā)表文章的領(lǐng)地（另一家報刊是《文匯讀書周報》）。先生把重游故鄉(xiāng)荊州和重訪清華園等游記都交《新民晚報》連載，還在晚報開設(shè)過一個由他口授、我?guī)退淼牟欢ㄆ趯凇扒鍒@談話錄”。在網(wǎng)絡(luò)沒有興起的年月，《新民晚報》是全國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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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與我父親藍瑛的終身情誼緣于一封信。1939年或1940年的某一天，先生接到時任中共上海地下黨文化工作領(lǐng)導人王任叔（巴人）的一封信。信中介紹了一位來自浙江奉化竺家村的青年竺宜?。ǜ赣H的原名），說竺宜俊已經(jīng)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是可以信任的同志，請讓他一起參加地下黨文委組織的活動，并請先生對他多加關(guān)心。拿著這封信，先生在陜西路長樂路彎彎曲曲的弄堂里找到了我父親——一個年方15歲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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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與先生相見，這位兄長的熱情親切、博學多才和理論水平讓父親深為折服。先生鼓勵他寫作、讀書，父親的不少文章都是先生修改后在上海的報紙雜志上發(fā)表。父親曾對我說：“由于王伯伯的幫助，我真正跨進了學習革命理論以及從事理論寫作的門檻。”后來先生和我說：“那時候，我讓你父親寫作時起一個筆名，他起了一個名字叫‘藍瑛’。我想，怎么起這么個女人的名字？你父親說，他是借用了明代畫家藍瑛的名字?！笨箲?zhàn)初期上海地下黨文委組織的活動很多。父親還記得《譯報》 組織了一個“文藝通信站”，地點在陜西北路新閘路轉(zhuǎn)角邊的一所小學，一批年輕人一起讀書、討論、出版刊物，十分活躍，而先生就是他們的“頭”。到了飯點，誰身上有銅板，就湊起來買燒餅充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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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皖南事變”前夕，父親離開上海，奔赴蘇中新四軍根據(jù)地，擔任報刊編輯工作。一直到1953年春天，父親母親才從部隊轉(zhuǎn)業(yè)來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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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春天開始“反胡風”運動，胡風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愈演愈烈。先生曾經(jīng)和胡風有往來，但是他對胡風并沒有太多的認同，所以他并不是胡風“圈子里的人”，只要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他就可以撇清自己和“胡風集團”的干系。但先生不顧個人安危，旗幟鮮明地表態(tài)：胡風是有錯誤，但不是反革命。先生堅持不違心，不說假話，結(jié)果被扣上“胡風分子”的大帽子，開除出黨。父親不顧忌旁人怎么看，我們兩家人依舊時相往來，依然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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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總是跟我們說，先生是被冤屈的，他的問題總有一天要得到糾正。那時候父親是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他說，“胡風專案組”組長張春橋認定先生態(tài)度惡劣，主張從嚴懲處。但市委另外兩位領(lǐng)導王一平和石西民不同意把態(tài)度問題作為定性反革命的依據(jù)。父親還跟我們說，周揚表示過，王元化是黨內(nèi)少有的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著很深造詣的學者之一。話外之音不言而喻。石西民更是對先生表現(xiàn)出特有的關(guān)切，他知道父親和先生走動密切，就常常來打聽：“元化先生最近研究一些什么問題？他身體好嗎？”父親如實稟報，并更加堅信，老大哥的冤屈總有一天會得到昭雪?！拔母铩鼻暗哪骋惶?，石西民對父親說想見見先生。約定了時間，父親把先生領(lǐng)到海格大樓，在石西民的辦公室里，他們談了很久。 可是到了1966年，又一輪風暴席卷而來。 “文革”中，父親被揪斗，其中一項重點批判的罪名是包庇“胡風分子”王元化。先生的處境就更不用說了，在干校一次批斗會上，先生心因性精神病發(fā)作，當眾高呼：“我想翻案……”父親也一次又一次被揪斗，我們從原來的居所被“掃地出門”，一家8口人擠到兩間小房間里捱日子。隨后又是干校，“上山下鄉(xiāng)”。即便在那些日子里，父親心里仍然關(guān)心先生遭遇了什么，但是只能把惦念藏在心里，不再能來往走動了?！拔母铩苯Y(jié)束，先生的問題得到徹底平反，我們終于可以自由往來了！久違了的老兄弟又能夠?qū)ψ鴷痴劻恕Ｏ壬淖》康玫搅烁纳?，搬到和我家比鄰的淮海路吳興路，我們成了“近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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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病中住在瑞金醫(yī)院時，父親要我照顧好他的老哥哥，對我說：“你不要擔心我，我還有你媽媽。元化伯伯更重要，他不能離開你?！庇谑?，我在父親母親的支持下，每天清早跑先生所住的瑞金醫(yī)院，帶上先生能吃的東西，一天也不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先生離世前一周，父親帶著母親去瑞金醫(yī)院探望先生。那時，先生的精力已經(jīng)耗盡，每吐一個字都非常吃力。但還是緊緊拉著老弟的手，低聲對他說：“我們認識已經(jīng)70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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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位“林先生”，他們是先生在美國的摯友，一位是哈佛燕京學社高級研究員林同奇，另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學思想史學者林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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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和先生交情甚厚，用林毓生的話說，他們是“一見如故”。他倆初次相見是在出席1992年美國夏威夷東西方文化中心舉辦的“文化社會：20世紀中國的文化反思”國際研討會上。在他們下榻的飯店，林毓生去先生房間拜訪，一談就談到了午夜時分，整整談了４個多鐘頭。林毓生說為什么如此有緣，就是一見之后，元化先生覺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覺得他可以信任。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是很玄妙的東西，先于你頭腦的分析，也許僅僅是對方的一個表情、一個動作，給你一個直覺，對方是哪一類人，可否信任，這就是人身上的一種氣。先生身上“五四”以來愛國知識分子的氣很重，林毓生正是為先生身上的這股“氣”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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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林毓生帶著關(guān)心中國問題的心情寫了一本《中國意識的危機》，談了“五四”時期整體性反傳統(tǒng)主義。這篇文章1986年譯成中文后，在國內(nèi)學界引發(fā)了贊同和反對兩種聲音。那時候，先生還屬于后者，他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fā)表了很長的一篇書評 《論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為“五四”精神一辯》。林毓生讀后寫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反駁寄給《人民日報》海外版，但未被理睬。此事不了了之。之后，香港有報紙同時刊出兩方面的文章，形成了一場熱鬧的 “筆戰(zhàn)”。但是之后若干年里，先生在1990年代對“五四”精神進行了反思，他的觀點徹底發(fā)生了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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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底，先生受臺灣聯(lián)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赴臺作為期兩周的講學、訪學，得林毓生電話告知屆時將偕夫人祖錦出席此會，所以先生決定帶著學生胡曉明一同赴會。兩位先生下榻于同一飯店，他們已經(jīng)有４年多未見面了，這回異地相逢，相見甚歡。11月21日《聯(lián)合報》刊載了這次論壇的信息，大致內(nèi)容為：聯(lián)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的“跨世紀文化反省及展望系列論壇”邀請大陸知名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王元化及“中研院”院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林毓生來臺主講、對談。王元化及林毓生昨晚分別抵臺。王元化以正直著名，堅持思想應(yīng)該多元，廣受學界敬仰，林毓生對他也非常推崇。這次論壇的主題 “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特色”，即由林毓生和王元化共同研商后決定。因為這是他們兩人長期思考的問題，也希望借由兩位重量級學者的演講及對話，呈現(xiàn)兩岸學者對近代知識分子之角色及歷史作用的不同反思，同時對下一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之角色及歷史責任有所期許。在這次論壇上，先生演講的題目是“知識分子要走的路還很長”，林毓生講的是“知識分子應(yīng)發(fā)揮的社會力量”?！堵?lián)合報·文化版》以頭版發(fā)表了兩位先生的談話。記者介紹先生在大陸是“促進思想現(xiàn)代化的重要人物”，以及先生提出的“學術(shù)既需要思想提高，思想也需要學術(shù)來充實”。先生說這次演講自己不如林毓生先生講得內(nèi)容豐富、語言簡練，自覺講得“并不成功”。當晚，先生和林先生夫婦一同在餐廳吃火鍋，相見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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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先生罹患癌癥后，林先生來上海就干脆住在先生居住的慶余別墅，希望能多多陪伴老友。林先生還帶來了先生心儀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史華慈的遺作《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史華慈懷著對人類文明的深刻隱憂，在臨終前告誡世人，技術(shù)進步和各種新科學給人類帶來的物質(zhì)主義和消費主義，業(yè)已成為一種物質(zhì)性的末世救贖論，而軸心文明時代積累下來的人文主義精神正在衰落。這一觀點使得先生深受震撼。先生撰文指出：“中國現(xiàn)在實在沒有理由為西方消費主義、物質(zhì)主義為內(nèi)涵的普世理念蔓延感到興奮！ ”（《關(guān)于〈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的幾句話》）他在給林先生的信中說：“以賽亞·伯林說２０世紀是個很糟糕的世紀，但從目前的趨勢來看， 21世紀恐怕是個文化崩潰的世紀”，“每一想及此事，真是悲從中來，我已進入耄耋之年，一無所求，但是想到我們的后代，想到我們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倘聽其毀于一旦，實在是于心難堪此劫”，“我對19世紀比對20世紀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19世紀文學仍舊是我最喜愛的讀物……我在精神上是19世紀之子，是喝著19世紀作家的奶長大的”，“我喜歡19世紀的文學處處滲透著人的感情，對人的命運的關(guān)心，對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對人的美好感情的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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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最后的日子里，適逢林毓生先生到香港開會，他每天上午都會和先生通電話，也會談?wù)撽P(guān)于“王元化學館”的規(guī)劃。先生的癌細胞已經(jīng)發(fā)生腦轉(zhuǎn)移，聽力下降，只好由我接聽林先生的電話后，再貼著先生的耳朵逐句轉(zhuǎn)達。2008年初，林先生和祖錦專門從香港趕到上海瑞金醫(yī)院。病榻上，先生和林毓生先生就中國近代史問題，分兩個上午進行了對話。這時候，林毓生先生仍舊談得洋洋灑灑，而先生卻只能勉力而為了。他們的這次對話由嚴搏非請人整理出來，先生趁著每日上午清醒時，審讀了對話稿清樣以供發(fā)表。這是先生在世時發(fā)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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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對史華慈的學術(shù)思想甚為傾慕，而他對史華慈的了解主要來自另一位林先生——林同奇。他們相識于1992年，先生去美國參加哈佛大學“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研討會，與林同奇先生同住在會議安排的小旅館。早餐廳里，他們不經(jīng)意地邂逅了。他們一邊吃一邊閑聊，就這樣結(jié)緣終生。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竟也是最后一次見面。開完會后他們各奔東西，18年間天各一方，再沒有機會相見。但是他們保持著通信往來，也時常通越洋電話。先生每有新作問世，都會寄給林先生一本，并在通電話時反復詢問是否收到。他們的聯(lián)系不算頻繁，但是按林先生的話說，似乎“有某種思想心靈的神交跨越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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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先生收到第6期《開放時代》，上面登載了林先生所著《誤讀與歧見之間》，不顧自己眼睛有疾，一口氣讀完了這篇文章。他說文章太精辟了，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好文章。這是一篇闡述史華慈思想的論文，因為史氏文章號稱難讀，長期以來中國沒有譯本。后來史氏的《中國古代思想世界》和《嚴復》有了中文譯本，但是先生對譯者是否理解原著、能否譯得精準持懷疑態(tài)度。而林同奇先生能如此深入、準確、細致地闡明史氏思想，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先生認為這是由于林先生本身的學識才能，加之親炙史氏日久，對史氏為人治學極為熟悉的緣故。先生立即讓我給林先生回信：“從尊文前面闡釋史氏的表述方法，可以看出這種表述方法是基于思維方式而來的。它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條線索交織在一起的；不是簡單化的，而是錯綜復雜、頭緒紛繁的。因此，這種隱奧的文筆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是經(jīng)歷了沉潛往復、多面推敲、曲折進展的歷程的。只有單線思維，不知懷疑、但求簡明結(jié)論的人，永遠不能理解史氏的表述方式以及體現(xiàn)這種表述方式的思維方式?！毕壬€在這封復信中高度評價林先生對史華慈的研究：“你的文章一上來就用‘抽去思想保留句子形式’的方式，闡明史氏的隱奧文筆，把一個使人不容易明白的問題，闡述得多么好，多么靈巧，這只有像你這樣經(jīng)常接觸史氏并對他有著深切了解的人，才能達到這樣舉重若輕的詮釋?！毕壬€說：“我們這里的一些理論家，只有一個黑白分明單線思考的頭腦，所以永遠也不能揭示問題的真相，寫出具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我希望你這篇文章對我們的思想界可以形成一種啟示，在一些論者身上發(fā)生有益的影響，如果大家認真地去讀你的文章的話?！彪S后，先生把林先生的這篇文章復制了好幾份，分發(fā)給周圍熟悉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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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先生的病情已經(jīng)非常危重，他在病中囑我給林先生寄去新出版的精裝本《清園叢書》５冊（原定６冊，還剩一本《清園談戲錄》未出）。林先生讀了這些文章，在電話中和先生交流了他的讀后感，準備細讀后再深入交流。這時候，我告訴林先生，先生得的是前列腺癌，已經(jīng)出現(xiàn)大面積轉(zhuǎn)移，正在住院。由于先生的聽力逐步下降，電話里的聲音往往聽不清楚，林先生決定抓緊時間和先生進行一場最后的筆談。林先生在2008年3月22日的來信中說起，自己細讀了先生的《清園叢書》，有５條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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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記得章學誠在談及考據(jù)、詞章、義理三種學問時曾從人的性情入手提出“考據(jù)主于學”需“記性”，“詞章主于才”需“作性”，“義理主于識”需“悟性”。章氏的“三性”主要是指天生的資質(zhì)或“基因”，你甚幸似乎集三性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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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的文章無不發(fā)軔于國家民族的劫難和個人生活的遭遇。往往是“靈魂的拷打（煎熬）”與“心靈的解放”并存，是痛苦與歡樂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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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的學與思都體現(xiàn)了熊十力先生的兩句話：一是“沉潛往復，從容含玩”，二是“根柢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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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的“反思”甚具特色，國內(nèi)外少見。我猜想可能與中國的傳統(tǒng)有關(guān)，但也融入了西方典型的求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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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guī)啄陙硪恢痹谘凶x史華慈著作，在研讀你的著作的過程中，強烈地感到：東哲西哲，心有靈犀一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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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近先生耳朵，大聲讀給先生聽，先生聽了林先生的來信很感動，立即囑我拿來紙筆，吃力地逐字逐句口述了給林先生的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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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奇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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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你以同情的態(tài)度、愛護我的心情，對我進行了鼓勵性的分析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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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xiàn)在躺在醫(yī)院里，已經(jīng)有5個多月了，什么事都不能干了，我說自己已經(jīng)由一個精神人變成為一個生物人。但我是個唯精神主義者，這樣的生活實在過不慣，只有隱忍以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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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治學方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熱愛我的工作，就像熱愛我的生命一樣。你對我的評價說得太高了一些，我只能說我的記性比較好，我現(xiàn)在還能記起我四五歲時候的童年生活，跟我家里的其他人相比，這是比較特殊的。你提到你最近看的那些書，我覺得自己也沒有做深刻的發(fā)掘，也沒有作更進一步的闡發(fā)。那些觀點只有幾個比較了解我、愛護我的朋友贊同，可是大多數(shù)的人反對它們。我自己覺得需要努力的時間還很長，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說得更清楚一些，讓大家可以了解它們。還有很多話，想和你多談一會兒，但身體虛弱，沒有力氣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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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再回應(yīng)你一條意見，就是做筆記的方法很有用，不要拘于形式上如何整齊漂亮，只要喚起記憶，能夠點撥思想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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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 2008年3月26日上午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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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先生有一位無話不談的朋友，那一定就是李子云。先生和李子云認識于1950年代初，那會兒李子云是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夏衍的秘書，先生由宣傳部文藝處長調(diào)任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他們在夏衍主持的會議上常常見面。后來上海市委成立了文藝工作委員會，先生擔任文學處處長，直到卷入“胡風案”遭受審查。子云姐總告訴我說那時候的先生“恃才而驕，頗為自負，不茍言笑，發(fā)言帶著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他“‘很兇’還不傳神，要用俗話說‘很飚’才行”！我理解也許作為年輕理論家的先生有點傲氣，讓子云姐感覺不太容易接近。我問先生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先生卻又是一番說法：“那時候她是為夏衍工作的，她的眼睛長得多高啊，她的眼里哪里會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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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他們都進了“牛棚”。先生是算過舊賬的“死老虎”，如果老實服罪就可以不受追究。1970年張春橋要在上海進行一次深挖“黑線人物”運動，擬將李子云“挖”出來批斗，李子云也從造反派內(nèi)部得知，自己將在某日早上“天天讀”時被揪出。但那一天，造反派領(lǐng)導在“天天讀”結(jié)尾時做“殺一儆百”的總結(jié)發(fā)言：“我警告你們牛鬼蛇神，不要翹尾巴，翹尾巴是沒有好下場的！”話音未落，只見先生站了起來說：“報告，我不但有翹尾巴思想，我還想翻案?！币幌伦尤珗鲽f雀無聲。李子云頓覺渾身冷汗淋淋，定定地看著先生，真想對他大叫：他們是要揪我，有你什么事兒呢！先生繼續(xù)說：“把我定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著翻案的機會。這幾年我埋頭研究莎士比亞，我又擔心我對李爾王、奧賽羅、麥克白斯的分析是自己不滿情緒的流露?！边@時會場響起一片“痛擊翻案風”、“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的口號聲。這是自投羅網(wǎng)，審問、抄家重新來過，“死老虎”變成“活老虎”，本來針對李子云的批斗轉(zhuǎn)向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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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先生突然出走了，說是準備回家去取《莎士比亞全集》，某些造反派極端分子正好想借機擴大事態(tài)。幸虧當時未進“牛棚”的茹志鵑挺身而出，說了公道話，說先生在“胡風案”發(fā)生期間曾患過精神病，要求造反派先把先生送到精神病醫(yī)院去做檢查，根據(jù)檢查結(jié)果再行懲處。到醫(yī)院后，先生又碰巧遇到一位有良知的醫(yī)生，他給先生下了“心因性精神病”的診斷，才使先生躲過這一劫。子云姐說謝天謝地，先生得以回家養(yǎng)病，他們提著的心終于放下了。這是子云姐和先生患難與共的經(jīng)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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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的客廳里，更多的是年輕人。先生以他的思想、學識和人格魅力，引領(lǐng)了一代學人。這里有邵東方、汪丁丁、李慶、夏中義、翁思再，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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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和小李每次來訪，總是想方設(shè)法給先生帶一些好吃的食物，因為先生往往一個人生活在工作室，吃得非常簡單，僅是果腹而已。而丁丁夫妻倆是十足的“吃貨”，他們希望領(lǐng)著先生外出一起分享。一次，丁丁和小李專門帶先生去新天地的“老夜上海”吃一餐精致的本幫菜。進了富麗堂皇的飯店，座椅舒適大氣，可是，端上來的一個個碩大的盤子里，盛著的卻只是小小一份色澤誘人的家常菜。比如蔥油拌面，大盤子里只是盛著一小筷子面條加上一撮炸成金黃色的蔥花和幾顆蝦米，雖然色香味俱全，先生還是直搖頭：“真是太洋盤了！花的都是冤枉錢！丁丁啊，你不會吃！”當然這并不妨礙在上海和杭州，先生和“不會吃”的吃客丁丁，經(jīng)常在同一張飯桌上會客聊天，這也成為先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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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義在先生眼里，是最能“讀懂”他的人。2004年開春，寒意未退，但先生表現(xiàn)出熱情很高的樣子。原來是一篇解讀和評論他的文章，令他興奮不已。此文將在《上海文學》雜志發(fā)表，編輯部提前送來了校樣稿，他越讀越有勁兒。文章的作者年齡不算大，是上海交通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夏中義教授（后任該校中文系主任），之前他與先生素無個人交往。先生對我說，能夠如此“讀懂”他，這樣入木三分地解析他的，他尚沒遇到第二人。之前，先生的床頭常放著一本封面黑乎乎的書——《九謁先哲書》。先生有時會背靠著床，信手翻閱。這是夏中義借函謁民國時期清華園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9位先哲，自喻“盜墓招魂”，旨在發(fā)掘先哲掩埋在清華園的睿智、傲骨、苦淚、悔悟，向21世紀呼喚“魂（學統(tǒng)）兮歸來”。正是這位作者，如今把筆頭轉(zhuǎn)向了健在的王元化。先生審視涉及其學思的文章，眼光歷來犀利，能得到他本人如此這般認同，實屬不易。夏中義對先生的諸多剖析切中要害，使先生頗感詫異。尤其是對1955年先生因“胡風案”遭遇不測、罹患心因性精神病的深層成因，以及日后如何痊愈的解析，合情合理且層層深入，直指病根，先生不得不佩服。他問夏中義：“這病是我得的，后來病好也是我好的，連我自己也弄不清這些名堂，你是怎么知道的？”夏中義笑答：“不都寫在你的書里嗎？我都是從你的書里讀出來的?！毕壬髦叵闹辛x，尤為重視與他的會面。每次約見夏中義，談話必定“一對一”，回絕其他訪客，關(guān)起門單獨談。如果約了夏中義，先生就滿心期待，急切等候。有幾次夏中義臨時有事沒來，那就急煞先生了。我勸先生：“不等了，可能什么事情纏身，來不了了吧?！毕壬灰?， 一定要打電話去夏中義家追問。當確定夏中義來不了了，先生就一臉失望，老半天提不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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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的學生中，被先生認為最得其真?zhèn)鞯牡茏邮呛鷷悦?。從入先生門下做博士生開始，胡曉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先生。偶爾出差，也不過三五天、十來天的時間。他在華東師范大學讀博，后又在華東師大中文系任教。先生離世后，他任華東師大圖書館館長，兼任王元化學館館長。在先生的5個博士生中，他是隨時聽從召喚的弟子。先生特別贊賞胡曉明寫自己的那篇文章———《一切誠念終當相遇》，說是把自己描繪得入木三分。其他人寫先生的文章很多，也有寫得不錯的，但是比起胡曉明的這一篇，總要遜色一些，于是先生會在自己的著作中，插入胡曉明的這篇文章作為附錄。胡曉明還是先生學術(shù)工作時時需要的幫手。要查找什么資料，只要一個電話給胡曉明，胡曉明就會立即把資料送來——當然還有傅杰。有許多需要先生作的應(yīng)酬文字，先生實在不能推脫，又實在不想應(yīng)付的，這時胡曉明是給先生解圍的不二人選。記得有位著名畫家出畫冊來求序言，還送了一幅白蓮圖。先生無奈，就把任務(wù)派給胡曉明，曉明二話不說，即刻洋洋灑灑一篇序言交來。先生說：“曉明的賦和駢體文寫得真是好，現(xiàn)在有這般功夫的人不多了。叫我是寫不出來的，我沒有這樣的本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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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客廳是天下最熱鬧的客廳之一，名流賢達在這里暢談文化、學術(shù)，談笑風生，還有許多慕名而來的“闖入者”，他們在這里各得其所，都有收獲，先生也從各路友朋那里打開了眼界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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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純正北京話的宋連庠老先生經(jīng)常來先生這里閑聊，告訴先生近來他“客串”了什么戲。先生說他出身名門，交游廣，經(jīng)常被電影廠邀請去扮演國民黨高官，說他有底氣，派頭十足，還說他是很有水平的語文老師。先生曾經(jīng)表示過要教我女兒嬌嬌語文，但是一番實踐以后發(fā)現(xiàn)自己干不了。嬌嬌參加高考那年，先生就介紹了宋連庠老先生給她補習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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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褚鈺泉先生。當時他任《文匯讀書周報》主編，先生的大塊文章一寫畢就吩咐送給他，很快他就會拿出一個大版面刊發(fā)。先生說時下只有這張報紙最好看，褚鈺泉辦報有水平。后來，褚鈺泉應(yīng)邀為江西有關(guān)單位主編《悅讀》，果然身手不凡，以一人之力，推出了這本人人說好的雜志。褚鈺泉還帶著我替先生編了那本《人物、書話、紀事》，那時我剛開始幫助先生編書，沒有什么經(jīng)驗，而他像一個大哥哥，耐心輔導我完成了這部書的編排。出版的時候，他劃去自己的名字，只留下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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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姚以恩，也是應(yīng)該寫上一筆的。老姚揚州大戶人家出身，從小就會吃。他的“吃經(jīng)”吸引了先生。那時茂名路上的“聯(lián)誼餐廳”延請了淮揚菜大師莫有才的兒子任主廚，老姚帶來這個信息，于是先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成了那兒的?？停芏嗫腿硕急幌壬鷰У侥莾河貌?，老姚也總是來做陪客。除了吃，老姚還擅長“咬文嚼字”，先生的著述，大多交由他校讀。他是最較真的、令先生最放心的校對者，常人看不出的毛病逃不過他的眼睛。這事兒往往沒有報酬，老姚出力也不為“撈好處”。有時候先生也有點嫌他煩，他嘮叨，開了口就剎不住車，先生說“這個姚以恩，實在有點吃他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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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yīng)臺結(jié)識先生以后，對先生很有感情。記得一次先生說龍應(yīng)臺給他來信，信中說她在多瑙河游船的甲板上看見一對老人，是一位老先生推著輪椅，輪椅里坐著一位白發(fā)老太太，迎著微風和霞光，她驀然想起先生和阿可阿姨。先生給我看了龍應(yīng)臺寫的那封信。以后，她隔一段時間就會寫信給先生，包括告訴先生她對是否要去擔任馬英九的文化局長的思慮。卸任文化局長后，龍應(yīng)臺來上海時專門選擇住到衡山賓館，為的是早上可以陪先生去徐家匯公園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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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朋友，構(gòu)成了先生晚年生命中的歡樂場景。他不僅是一個大學者和思想家，也是一個可親可愛的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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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先生這么多年對我的教誨。他從不嫌我才疏學淺，鼓勵我積極地從古今典籍中提高自己，特別要求我要多讀莎士比亞、羅曼·羅蘭、契訶夫、屠格涅夫、杜甫、陸機，曾經(jīng)專門從家里給我搬來契訶夫和莎士比亞的劇本，要我一定認真閱讀。他說“腹有詩書氣自華”，要我跳著去“摘葡萄”。沒有先生，我不會成為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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